林彪说“都是例行公事”
1964年10月,李根清从首都警卫师调到林彪办公室,给林彪当内勤。1967年新年一过,又被调到秘书办公室,协助机要秘书于运深做文件收发管理工作。不久,被军委办公厅任命为林彪办公室保密员。
关于这次工作调动,叶群同李根清谈话说:“首长这里的文件都是最高机密的。现在这个形势,从外边再调一个人来,我和首长也不放心,所以决定叫你去管文件。你是党员,支部也认为合适。”叶群反复强调要“守口如瓶”。

进入1967年,全国范围的内乱达到不可控制的地步。每天,国内的、国外的、政治的、经济的、军事的、外交的等等,方方面面的文件、电报、信件如雪片一样飞来,还有大量群众来信和五彩缤纷的红卫兵小报。
李根清不光要收发登记,而且对中央内部传阅文件和一些重要文件还要做内容摘要,记住它们的办理结果,以备林彪、叶群随时查询。
尤其对毛泽东、周恩来批来的文件,必须及时办理,准确传递,不能出差错。
机要秘书于运深,1950年参军,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进修,调林办前是沈阳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助理员,是搞保密档案工作的行家。
在他的指导下,李根清很快就能独立承担起工作任务。
1967年3月的一天,李根清发现一份中央传阅件上,林彪的批语不是林彪亲笔所写,像是先用复写纸描出林彪字体的样子,然后照痕迹“写”出来的。
因为心存疑惑,他便悄悄去问秘书张云生:“张秘书,我看首长这个批语怎么像是描写的呢?”
张云生微微一笑,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:“别问了,发吧。”
之后,一连十几次出现这种情况。有一天,李根清终于发现张云生正趴在办公桌上批字呢。他果然是用红色复写纸先描后写。他对李根生诡秘一笑,说:“没办法。”
姜还是老的辣。不久,张云生把这个差事推给了李根清。

那天,叶群来到秘书办公室,张云生拿着他批的字向叶群诉苦,说仿林彪字体怎么也仿不像,其他秘书也在旁边帮腔,说张云生仿的确实不像。
叶群反问:“那么这件事你们谁来做呀?”
张云生说:“这件事谁做也不好,首长的字谁也学不了。”
叶群听了,似乎意识到什么,说话声音立刻提高了八度:“张云生,你那点小聪明我知道。你不要以为这是我的主意。告诉你吧,这是首长的主意,不信,你跟我去问问首长!”
张云生一听立刻笑着说:“主任,我丝毫没有那个意思。我仿的确实不像,怕人家看出来对首长影响不好。”
叶群说:“那怎么办呢,谁行啊?”
这一问,谁也不吭声了。
过了一会儿,只听郭连凯说:“让根清试试吧,他的字写得好。”
李根清在里屋听郭连凯这么说,心中一震,很是生他的气。
这时只听叶群说:“那就叫小李来吧。”
叶群见李根清从里间走出来,不由分说,便让他和张云生、于运深跟着她去见林彪。
刚走到客厅门外,还没有看见林彪的影子,叶群便高声叫道:“一O—呀,我让他们替你批几个字,是不是你同意的呀?”
几人在客厅门外站着,只听林彪应声说:“是啊,我同意的,怎么啦?”

由李根清替林彪批字的一份文件
“没什么,你休息吧。”叶群说着便又带着他们原路返回,一边走一边说:“你们都听到了吧,不是我的主意吧。首长同意的,出了事由他顶着,你们怕什么!”
回到秘书办公室,叶群又详细交代了批字的事。她是这么交办的:秘书讲完文件后,把林彪口授的批语记下来,转告李根清,由李根清替林彪写在文件上。
最后叶群叮嘱:“这件事我也担不起责任,你们做好登记吧,以后万一有个什么事,由首长负责。”
叶群走后没多久,内勤便来招呼李根清去见林彪。林彪示意李根清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,然后对他说:“你知道的,我身体不好,一提笔批字就紧张、出汗。那些(传阅)文件都是例行公事,我同意,你就替我写。”
也许是因为体谅林彪的身体,也许是因为不敢对林彪说不,尽管李根清从心底不愿意承担这件事,还是习惯地点点头,答道:“行。”
回到办公室,李根清把林彪的话原原本本记在张云生移交给他的登记本上。自此以后,林彪在文件上要批什么话或需要签名,便由李根清代劳。
他的批语大多数只是“呈主席阅”、“呈主席批示”、“同意”、“完全同意”这几个字,很少提出独立的意见或建议,只要把这几个字练熟了,写像了,基本上就可以应付了。
从1967年3月到1971年9月四年多时间,李根清前前后后替林彪批字的文件有400多件,写满了两个登记本,绝大多数是“呈主席阅”、“呈主席批示”、同意”等几个字,林彪授意的批语没有给李根清留下什么特别记忆,倒是叶群让他替林彪写的批语,有几件让他记忆犹新。
向江青“致敬”
在毛泽东、周恩来之外,江青是最爱批中央传阅件的一个。江青的批语往往咄咄逼人,迫人表态。
林彪不爱听,秘书谁也不爱报。在秘书之间,只要一说“难题”来啦,就知道是江青又批出了传阅件。
李根清办理江青的批件时也格外小心,与办理毛泽东、周恩来的批件一样,登记详细准确,即收即办。
由于林彪讨厌江青,一听是江青的批件就摆手,因而江青批示传阅的文件基本上是由叶群办理,只有叶群认为必须报告林彪知道的,秘书才向林彪简要说几句,生怕惹林彪不高兴。
叶群常常拿着江青的批件唉声叹气,不知如何是好。不过她有一条原则,就是不第一个表态,不得罪江青,上推下卸绕弯子,总能想出办法搪塞过去。
1968年初,江青给林彪写了一个报告,提议成立中央艺术大学,自任校长。
林彪不予理睬,叶群说“呈主席批示”,把球踢给了毛泽东。几天后,毛泽东把报告退给林彪,毛泽东批道:“江青不宜做此事”,把江青的校长梦打入冷宫。
林彪不爱搭理江青,叶群就自作主张,替林彪表态,林彪两次批示向江青“致敬”就是例子。
1968年3月的一天深夜,叶群从会场回到毛家湾,一进秘书办公室便急急火火地喊起来:“李根清呢?李根清!”
李根清来到叶群面前,只见她从一叠文件中取出两页写满字的纸,对他说:“来,你在这上面替首长批几个字吧。”
李根清没看清纸上写了些什么,但看出是陈伯达的手迹,上面还有毛泽东龙飞凤舞的批语和其他人密密麻麻的字迹。
“批什么呢?”李根清问。
叶群说:“就批‘向无产阶级革命家江青同志致敬'吧。”
听叶群说出这样的批语,李根清感到吃惊。他心里想,这可是替林彪写批语呀,怎么能这样称颂江青呢?于是,李根清脱口而出:“评价这么高啊!”
叶群并没有在意李根清这么说,只是指着那两页纸对他说:“你看看他们写的,首长的批语比陈伯达的低了不好。”
李根清这才仔细看了那两张纸上的字,原来是陈伯达亲笔写给毛泽东、林彪的信,信的内容是送阅蓝萍(即江青)三十年代写的《我的一封公开信》,江青在公开信中述说她与第三任丈夫唐纳纠葛的一些事情,诉说她对当时社会舆论的不满。
在陈伯达信的落款处,除江青外,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,有的人还写了批语。
陈伯达在信中称江青:早在三十年代“就不愧为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。”毛泽东已经圈阅并写了批语:“我就是由此认识江青性格的。”
叶群见李根清看过信,说道:“这是碰头会一致作出的评价,大家都签了名,主席也批示认可了,首长的批语不能比陈伯达的低了,你就写吧。”
李根清心里实在不想以林彪之名吹捧江青是“革命家”,就又说:“这几个字我没练过,是不是明天请首长批一下。”李根清心里想,如果林彪来批是断然不会写这样的话的。
叶群说:“首长已经休息了,明天就来不及了,你就快点写吧,我还得拿着它赶回会场呢!”
李根清只好从命。叶群跟着来到他的办公室,眼瞅着他在“林副主席”四个字上划了个圈,顺势引出一条线,写上“向无产阶级革命家江青同志致敬”,欢欢喜喜地把陈伯达的信收了起来,接着又拿出江青那封公开信,悄悄嘱咐李根清:“你快点,把她这封信抄下来,越快越好。”
李根清知道这是叶群耍鬼心眼,要留江青的“文字根据”,于是几分钟就把江青那封公开信抄完了,叶群赶紧收藏起来又回会场去了。

这就是叶群——“上面亲嘴,下面使绊子”,对江青也是如此。
过了半年,叶群又一次让林彪向江青“致敬”。
文化大革命中,江青亲自抓刘少奇、王光美专案。1968年9月,专案组向中央上报了《关于叛徒、内奸、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》,江青在报告上这么写道:
“我愤怒!我憎恨!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!刘少奇是大叛徒、大内奸、大工贼、大特务、大反革命,可以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、最凶残、最狡猾、最歹毒的阶级敌人。”
林彪听秘书讲过这份文件后,并没有任何表态,只是在空中比划了一个圆圈,意思是同意。
按照叶群的规定,没有经过她把关,传阅文件是不能退走的。不经她认可,林彪的任何表态都没有用。所以,这份文件也必须等候叶群的最后裁决。
叶群来了,询问文件办理情况。那段时间专案材料由李春生负责报告,当叶群听说林彪只是表示划个圈时,便立即惊叫起来:
“怎么不提醒首长呢!这是十一楼(指江青)亲自挂帅的专案,是中国第一大专案呢!主席非常重视,十一楼亲自抓,人家多大的功劳啊!大家都表态了,首长怎么能只划一个圈呢?”
接着,叶群就喊:“李根清,过来。”
等李根清走过来,叶群已经替林彪想好了批语:“完全同意,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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